大四那年，家境并不富裕的我原计划毕业后便工作赚钱补贴家用，但父母坚定地支持我读研。工作后，科研、教学、培养学生成为我的三大主业。凭借努力，我先后两次破格晋升，毕业当年评上副教授，32岁那年，成为学院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
科研是一场修行，科研人要甘于寂寞，啃得了“硬骨头”，坐得住“冷板凳”。这条路上，我经历过太多失败，也时常被成功的喜悦包围。
还记得攻读博士时，由于实验楼拆迁，科研条件一度非常艰苦。我和两位师弟长期挤在只有三四平方米的小实验室里，经常四处借设备，但大家还是挺了过来。凭借努力，我还获得了学校和学院的优博创新基金资助。
近些年，我的研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及相关领域。随着这一行业的迅猛发展，我时常感到团队建设赶不上发展需求。相应地，也产生过两大困惑。好在答案在不停歇地实干中越来越清晰了。
第一个困惑是：到底该做“有趣的研究”还是“有用的研究”，是聚焦科学前沿还是瞄准技术难题？我带着团队一边坚持基础研究，一边冲在产学研融合第一线，重点攻关生产应用中的“卡脖子”问题。渐渐地，我深感，基础研究有力支撑着应用研究，而应用研究中的发现为基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灵感。这正是科研界常说的：搞科研既要“顶天”也要“立地”，不仅要占领科学高地，还要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要把书架上的东西放到货架上”。现在，我们已为十多家行业领先企业提供技术支持，科研报国的信念越来越坚定。
第二个困惑是：机械专业本身偏工程、偏技术，在从事机械、能源、材料多学科交叉课题研究时，我们常感到“先天不足”，很多想法受限于专业和平台难以实现。但经历了多年探索后，这个难题也基本解决了——在实践中，我们磨炼出了跨学科、跨专业、跨领域的研究能力，而这种能力正是持续创新的源头。
2013年年初，父亲因病去世，“子欲养而亲不待”成为我终身的遗憾。办公室里书柜一角，至今摆放着我和父亲游览植物园的合影，照片中父亲紧握着我的手，这份爱成为我前行的动力。现在，我已入选科技部和广东省领军人才，得到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资助。在“双碳”目标驱动下，我将带着团队执着前行，走向更广阔的科研舞台。
2017年，我结束了6年的硕博连读，正式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检验科工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们团队成为全球最早发现COVID-19全基因组序列的三个团队之一。
疫情暴发初期，没有专门的检测试剂盒，只能用检测其他病毒的试剂盒或实验室自建的方法检测。面对陌生的病毒，我心里也害怕，但还是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记得那年大年三十，我直到0点才结束工作回家；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突发聚集性疫情时，我赶到北京支援了21天。因为团队的突出表现，我们党支部获得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进党支部荣誉，我深感荣耀。
让我颇感吃力的是，在我国，医生面临着临床和科研的双重压力，特别是在大型三甲医院，工作量本就“爆表”，两者很难兼顾。是侧重其中之一，还是都不放弃？我选择了后者。因为，临床和科研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的工作正是在临床检测的一线关口，对我来说，实验室检测能力是把好传染病防控关口的关键。
读书时，导师告诉我：“科研人员毕业后的‘第一桶金’特别重要。”“第一桶金”往往是第一个独立完成的项目，怎样用好资金、做出成绩，是每个年轻科研人员都会面临的问题。幸运的是，现在国家和地方对年轻人的扶持力度越来越大了。在我们医院的支持下，我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参与了多项科技部重大研发专项，还入选了第六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我想，青年如果能扛住压力，静下心来把项目做好，科研成果一定会像“滚雪球”一样越做越大。希望社会各界能留给我们更多时间去成长、去探索，这样，面对“短平快”的研究方向，我们就更有底气说“不”，有底气去踏踏实实攻难关，成长为自己领域真正的专家。
说到能源，中国无疑是能源大国。但长期以来，我国在世界能源领域的话语权却始终比较弱。比如，多年来，国际能源署、美国能源情报署等国际机构，壳牌、埃克森美孚、BP等国际大能源公司都在持续编制、公开发布能源展望报告，受到各国重视，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声情况却不理想。
2015年，我所在的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入选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致力于围绕能源与国企两大领域咨政建言、答疑解惑，而开展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研究、向海外讲述中国方案，成为全院倾力投入的一项工作。在这项工作中，院里非常重视为年轻人搭台子，鼓励我们挑大梁。
2017年8月，院里公开发布《2050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一直参加此项研究的我被指定为主讲人作主旨报告。汇报结束后，有同行感慨：你们院给年轻人这样的机会，真好。此后几年，我有幸在国际研究机构组织的多个大型国际会议上分享能源展望研究成果，一步步实现着“向世界传递中国声音”的梦想。
我是幸运的——从事的工作和所学一致；平台很大，研究成果可以影响行业发展；工作环境对年轻人友好宽容。但我想，只有不断增强本领，才能作出更大成绩。
去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作为主要研究骨干参与了多项重大研究课题。但研究越深入，越觉得自己看问题还不够系统全面，采用的方法还有待提升，提出的观点建议还不够独到……我想，这种“本领恐慌”是我们很多青年科研人员都会面对的。幸运的是，从党和政府到科研机构，都对我们的成长非常重视和支持。在越来越健全的机制体制下，只要我们自觉奋斗，就一定能不断增强“本领自信”。
说到期待，我的确有个小心愿：我们的科研效果很难用传统评价体系去衡量，今后，希望能让大家的心血付出得到更有效、更客观的评价，让我们沿着心中所爱更加笃定地走下去。我相信，改变正越来越近。
2016年，我成了一名科技特派员。几年来，我从一个略带书生气、对乡镇科技工作完全陌生的“新手”，慢慢变成了“对派驻乡镇各村各地都熟悉，对农户、企业主、乡镇干部都认识，有农业生产难题随时可联系”的“老手”。
我的专业是作物种子学，从事农作物种子和玉米遗传育种研究。我被派驻到浙江衢州衢江区云溪乡后，发现云溪乡交通便利、柑橘类果树种植优势明显，我们申报的第一个省科技特派员专项是《葡萄柚引种与高效栽培示范》。既不懂柑橘种植管理，也不懂柑橘病虫害防治，我能为这个项目做些什么？
不懂，就在干中学。于是，派驻第一年，我走遍了云溪乡每个村落，记录下各村农业发展遇到的难题。能通过自身专业知识解决的，就现场答疑；非专业所长的，就带回去找对口的专家解答。
现在，我服务的衢江区雪康家庭农场已建成衢州市柑橘精品果园、衢州市示范性家庭农场，培育的柑橘连续两年摘得全市精品柑橘擂台赛综合类一等奖、二等奖。今年，我们团队还有多个玉米新品种通过了审定，相信一定能让乡亲们的“钱袋子”鼓起来。
基层真的需要我吗，农民朋友们能不能相信我？这是当初心里的第一个问号。今天，这个疑惑已经烟消云散。只要我们真正把特派员的职责放在心上，用心对待派驻乡镇遇到的每个小问题，就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乡亲们建立真挚的感情。
如何平衡社会服务和科研教学这两方面的精力投入？怎样在做好科特派工作的同时，获得职称晋升所需的成果？毕竟，现在青年科研人员面对的竞争愈发激烈，而我们在田间地头奔走的成果，是无法作为考核依据的。后来，我在老特派员、植保学科邓建宇老师那里找到了答案：他总能从解决农作物病虫害的实际问题出发，主动设计实验，研发植保新产品，并作出理论解析、发表论文。我想，这也会是我的努力方向。
现在，我还剩第三个困惑没解决——我们帮助农户生产的优质农产品，怎么才能转化成经济收益？虽然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比如，借助电商平台，举办科技特派员产品直播“特食汇”；帮助派驻乡镇的农产品进入学校、机关等单位的年货采购竞标……但是，收效并不理想，毕竟我们不是“带货达人”，也不善经营之道。期待社会各界提供帮助，和我们一起为乡亲们圆梦。
讲述人：中国科学院脑智卓越中心研究组长、研究员 刘 线年，我考研进入中科院脑智卓越中心/神经所，正式开展非人灵长类脑科学相关研究。为了快速启动实验，我们租用了位于太湖中心的西山岛上一家猴场的实验空间。
在环境偏僻、设备简陋的小岛上，我们一待就是近10年。但物质条件的困难没有阻止我们前进的脚步，在老师的指导下，在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我作为第一作者在Nature发表了MECP2自闭症转基因猴模型的研究论文，为自闭症的发病机制研究和干预手段研究提供了更加高等的理想动物模型。这项研究还被评为2016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毕业后，科研之路如何走？这是我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一方面，去国外研究机构做博士后研究的梦想近在咫尺，而这也似乎是国内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成才的必经之路；另一方面，留在中科院脑智卓越中心/神经所无疑更适合开展灵长类研究，也更有机会向困扰本领域二十年的难题——体细胞克隆猴发起挑战。没有太多犹豫和纠结，我选择了留在所里，继续开展博士后研究，全力攻克体细胞克隆猴这一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我们团队首次成功获得了两只健康存活的体细胞克隆猴“中中”和“华华”，成果于当年2月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Cell杂志。杂志主编称赞这项工作是“生物技术领域近20年来的里程碑事件”，国内外主流媒体都第一时间对“中中”和“华华”做了大篇幅报道。体细胞克隆猴工作获评2018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研究成果入选“Cell 2018年最佳八篇文章”和“Nature 2018重大科学事件”。
从自身经历出发，我对本土博士后人才的发展非常关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人才在国内成长成才，但他们求职时获得的机会和支持却往往不如留学回国人员。因此，除了继续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之外，建议尽快完善本土博士后的发展渠道和上升空间，真正做到“不看出身经历，只看科研能力”。相信这样，我国的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就会越走越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