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1日，习总来到沧州市，考察了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区旱碱地麦田，了解盐碱地整治、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业化情况。总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

　　盐碱地，“沉睡”的后备耕地资源，粮食增产的“潜在粮仓”。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曾经的盐碱滩，到今朝的米粮川，河北交出了一份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先行答卷。

　　如何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大的河北贡献？河北日报记者历时半年走访调查，深入挖掘我省盐碱地“逆天改命”背后的不凡历程，追寻盐碱地综合利用接续前行的不竭动力。

　　2023年11月9日，《河北省盐碱地综合利用实施方案（2023-2025年）》正式印发。方案明确提出，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河北贡献。

　　抚今追昔，半个多世纪以来，河北盐碱地从一个老百姓自己都端不住的“要饭碗”“穷饭碗”，到越端越稳、越端越丰富的“大饭碗”“金饭碗”，直至助力端牢中国饭碗、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段波澜壮阔的“逆天改命”历程，如史诗般厚重恢弘。

　　1973年9月5日，7位“京城来的教书先生”，在当地人的带领下，背着行李，蹚着一尺来深的积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了曲周县张庄村。

　　他们是石元春、辛德惠、林培、毛达如、雷浣群、陶益寿、黄仁安，来自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领队石元春。

　　千万年来，古黄河及其支流等300多条河流的搬运与塑造，造就了平坦的河北大平原。但河流的频繁改道、泛滥，使水流大量滞留在黑龙港流域等低洼地带，相应抬高了地下水位。伴随水分蒸发和地下水运动，原本积存于土壤母质和地下水中的盐碱成分加速向表土聚集，便形成一种特殊的土壤“顽疾”。

　　在北方半干旱季风气候的“刺激”下，黑龙港流域的盐碱“基因”，与旱涝灾害反复叠加，使该地区长期饱受盐碱之苦。

　　新中国成立后，河北一直在开展大规模盐碱治理。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河北盐碱地面积仍有2000多万亩，这还不包括未经开垦的坝上和滨海的不毛荒地。

　　20世纪60年代，根治海河工程开始系统解决华北平原洪水沥水的排水出路问题，全省低洼盐碱地区随之掀起了“以排为主，台、排、改结合”的沟洫台田建设。

　　至20世纪70年代初，黑龙港流域的盐碱地面积已显著减少。然而，其中一些“老碱窝”仍久攻不下，老百姓连自家的饭碗都“端不住”，只能长期依赖国家调拨返销粮食。

　　1973年，国家在河北省组织了“黑龙港地区地下水合理利用”的科技大会战，有来自全国59个科技单位的400余名科研人员参加，建立了9个旱涝碱咸综合治理试验区。石元春他们负责的曲周试验区，就是其中之一。

　　据曲周县志记载，明崇祯年间“曲邑北乡一带，咸碱浮卤几成废壤”。20世纪70年代，曲周72万亩耕地中，旱涝盐碱地多达28万亩。

　　而张庄村更是位居曲周有名的四大“盐碱村”之首。全村3400余亩地一半是盐碱荒地，即便能种的地也多有盐碱，顶好的地每亩也只能打四五十公斤粮食。

　　张庄村村南有一片有名的重盐碱地，因为盐太重，刮土熬盐出盐多，反而成了老百姓的“刮金板”。日积月累，盐土堆林立，晒盐场遍地。

　　1973年11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石元春他们拿着图纸和测量仪器，带着张庄村村民，奔向“刮金板”一带。他们不仅要平整出一块400亩的试验区，还要赶在冬天上冻前，开挖出一套完整的深浅沟排灌体系。

　　这种措施俗称“淋洗法”，指的是在土地四周挖沟，通过雨水或灌溉水，将土壤中可溶性的盐碱物质排到深层土壤或通过沟渠流走。

　　图纸上，干、支、斗、农、毛5级沟渠井然有序，每级沟的开挖深度、宽度、间隔，都标注有不同要求。

　　来到张庄村两个多月，石元春他们在实地勘察中，发现有两个原因影响了此前盐碱地治理的效果。一是沟渠不配套，二是排水沟太浅、太窄，起不到淋碱排盐的作用。

　　要开挖的沟渠有新标准——连通支漳河的干沟，大概4米深；支沟大概3米深，间距千米左右；斗、农、毛3级，沟深分别为1.5米、1.2米和1米，间距分别为600米至700米、300米至400米、50米至100米。

　　在调研中，另一个现象也引起了石元春他们的关注——在北方半干旱季风气候强烈影响下，当地严重的春旱夏涝问题。此前，这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春旱夏涝与盐碱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春季多风少雨，水分在地下水—土壤—大气间进行垂直蒸发，造成土壤表层积盐；雨季积涝，水流则会将其他地区的盐分携带到低洼地带，在地下形成一个庞大的咸水体，进一步加重春季返盐。

　　石元春他们在方案里，增加了浅（机）井，以及利用咸水等措施，构成了浅井—深沟体系。这样，既能做到旱有水浇、雨季不涝，又能做到土壤脱盐、咸水变淡。

　　1974年夏至刚过，张庄村一连下了几天大雨。担心庄稼保不住，不等雨停，一些村民就跑到了地里。

　　刚到地边，他们便听见“哗哗”的流水声。进地一看，雨水正顺着各级沟渠向外流去，浅井附近则没有积水。

　　1974年，张庄村粮食产量由原来的历史最高水平15.5万公斤，增至30万公斤。1970年以前，张庄村平均每年需国家返销2万多公斤粮食，治理后每年能向国家交售余粮，到1978年，全年交售23.5万公斤！

　　2023年11月14日，中国农业大学西校区土化楼，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曲周实验站第六任站长郝晋珉一语道破。

　　石元春和他的同伴们总结了北方半干旱季风气候条件下盐渍土水盐运动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浅井—深沟为主体，农林水并举”的工程体系。这对解决受北方半干旱季风气候影响出现的各种中低产田问题，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与水利部及有关单位合作，便对华北平原13万平方公里的土壤进行了系统调查，深入研究了土壤盐渍化问题。

　　1958年，中国科学院和河北省水利厅等在深县（今深州市）后营村、后屯村、贡家台村等，分别开展了以水利工程措施为主的盐碱地治理试验。

　　20世纪80年代末，全省大规模综合治理盐碱地工作基本结束。河北盐碱地上的农民，终于“端住”了自家饭碗。

　　2016年5月，李振声院士（右）在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调研期间，与时任试验站站长的刘小京（左）合影。 刘小京供图

　　1982年4月初的一天，年轻的罗春达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到南皮县常庄公社报到，任公社。

　　1981年，中国科学院和河北省将南皮选定为农业现代化基地县，这是中国科学院继栾城之后，在河北选定的第二个农业现代化基地县。南皮试点的核心区就在常庄公社。

　　为便于开展工作，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今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向南皮提出，常庄公社的“一把手”，一定要选派一位“爱科学、会种田的年轻人”。

　　此前，担任南皮刘八里公社期间，罗春达曾配合科研人员搞盐碱地生物改良试验，成绩突出。于是，他被选中与中国科学院派来的专家配合。

　　一系列“调兵遣将”，引出了一个叫“1152”的方案，也拉开了河北在条件更差的近滨海缺水型盐碱地上，探索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序幕。

　　按照这个方案，常庄公社要从人均2.7亩的耕地中，拿出1亩最好的地种粮食，1亩轻度盐碱地实行枣树和经济作物间作，5分中度盐碱地种苜蓿，2分自留地种蔬菜。

　　“回过头来看，‘1152’的内核，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种适地’同‘以地适种’相结合，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大文章。”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首任站长田魁祥解释。

　　到20世纪80年代初，大规模根治海河和一系列全局性的农田水利工程已基本结束。这些工程为河北盐碱地综合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易涝面积减少，盐碱地初步改良。但不合理种植结构导致的问题逐渐显现，种什么、怎么种成为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新课题。

　　拿南皮来说，当地水资源极其匮乏，农田亩均水资源仅够毛灌溉需水定额的40%。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更是低得可怜，整个常庄公社的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不到0.5%。单一的粮食种植结构，加上畸形的大水大肥技术，导致土壤理化性状恶化，干旱盐碱田粮食亩产仅50公斤左右。

　　改广种薄收为集约种植，改低劣品种为优良品种，进行苜蓿早期丰产、枣树早果早丰管理……一整套盐碱地综合治理技术体系在这里实施。

　　1984年，常庄乡（原常庄公社）的粮食作物面积虽然由原来占耕地总面积的80.6%下降到38.7%，全年粮食亩产却从1981年的133公斤，增加到396.3公斤。和枣树间作的棉花皮棉亩产则由20公斤左右增加到57.5公斤。苜蓿种植使土地越种越肥，当地缺林少牧问题开始扭转。

　　南皮试点由此成为中国科学院在黄淮海地区中低产田科技攻关中的三大国家级试验区之一。1986年，中国科学院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正式建站。

　　“1152”的成功，还吸引了一位重量级科学家的关注。他就是1987年起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

　　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我国粮食总产量显著增加。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粮食总产量出现了徘徊局面，同期全国人口却以“千万”为单位大规模净增。

　　1988年，随着国家农业开发工作全面铺开，中国科学院决定组织院内25个涉农研究所的400多名科研人员，深入黄淮海地区主要省份，开展大面积中低产田治理和开发工作。

　　1988年中秋节临近，南皮生态农业试验站农艺师孙家灵与另一位同事，用一袋袋化肥垛墙，以篷布为顶，拿砖头木板拼床，在南皮著名的7万亩“大洼”安营扎寨了。

　　周光召交给他们的主要“作战”任务，一是要“搞一个快速丰产的样板，打出粮食”，二是搞节水技术研究，形成可推广的技术体系。

　　“大洼”荒无人烟，既不通水，也不通电。整整5年，各地来攻关的专家换了一茬又一茬，可孙家灵每年有320多天都“盯”在这里。出于安全考虑，单位破例花1万多元给孙家灵配备了一部“大哥大”。

　　挎着“大哥大”，喝着坑塘水，孙家灵拿着当时最“洋气”的装备，吃了最多的苦，干着最“土”的事儿——5年中，他累计配合来自中国科学院10余个下属研究所的40多位专家和技术人员，进行了20多项技术试验。

　　超薄地膜、光解地膜、棉铃虫性引诱剂、缓释肥料……一项项实验室研究成果在这里得到应用，成为盐碱地上风靡一时、甚至到现在都在广泛应用的技术成果。

　　在沧州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今沧州市农林科学院），从事育种研究的赵松山，开始参与小麦耐盐品种鉴定的国家课题。

　　在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旱作农业研究所，致力于农作物节水栽培技术研究的李科江，开始涉足盐碱地微咸水灌溉。

　　在河北农业大学，马峙英追随着河北棉花战略东移的脚步，开始抗病、抗虫、抗盐碱等多抗棉花品种的选育攻关。

　　在河北省农垦科学研究所（今河北省农林科学院滨海农业研究所），张启星找到了一生的研究方向——耐盐水稻选育。

　　自20世纪90年代起，围绕肥沃层构建与化肥施用增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