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王维在《送刘司直赴安西》一诗中言：“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诗中将苜蓿与葡萄入华看作是中原与西域交通的象征。苜蓿（Medicago sativa，即紫花苜蓿，以下简称苜蓿）是古代马匹食用的重要牧草，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被誉为“牧草之王”。

　　今伊朗西北部、外高加索山区、小亚细亚，以及中亚的土库曼斯坦是苜蓿的原生地域。西汉时，苜蓿通过丝绸之路引种中国，此后在汉唐史籍中，多写作“目宿”“牧宿”“木粟”，又有“连枝草”“怀风草”等称谓，隋唐以后统一写作为“苜蓿”。这些写法是对苜蓿在古代伊朗语中的发音“busuk”、“buxsux”的音译。本文尝试对苜蓿引种中国的若干问题以及其在汉唐时期的传播等问题进行初浅讨论。

　　文献记载中，中国是在西汉时期从中亚的大宛引种苜蓿。《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汉书·西域传》之“大宛国”载：“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由于《史记·大宛列传》主要是关于张骞出使西域的见闻，因而后世据此将葡萄、苜蓿等植物引种中国的功绩归于张骞。因此，有观点认为张骞两次出使归国的时间（公元前126年或前115 年）是苜蓿等植物引种中国的时间。

　　但遍览《史记》，其中并没有张骞带回苜蓿的史实记录。史家也有对此说法表示出怀疑。例如，任昉在《述异记》中说“博物志曰张骞使西域得蒲陶胡葱苜蓿，盖以汉使之中，骞最名著，故云然”。吴其濬在《植物名实图考》中评论道：“按〈史记·大宛传〉，只云‘马嗜苜蓿’，《述异记》始谓‘张骞使西域得苜蓿菜’”，也表达了对张骞引种苜蓿的怀疑。

　　对此，“丝绸之路”定名者李希霍芬（Richthofen）总结道：“我们不能假定所有这些植物和种籽都是张骞自己随身带回来的，因为他游历的时候需要非常小心，而且被匈奴囚禁了一年……但是张骞建立了关系，使得其后几年里能把栽培的植物传到中国来。”此言无疑是对张骞与西域物种之间关系所做的最中肯的评价。

　　张骞引种苜蓿归国的观点受到质疑的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观点——苜蓿是由《史记·大宛列传》与《汉书·西域传》中出现的“汉使”带回。《大宛列传》记载在张骞过世后，“（汉使）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岁，近者数岁而反……”《汉书·西域传》的“大宛国”条的记述与此相同。需要补充的是，《史记》《汉书》中的“汉使”是一群体称谓，既包含了西汉所派出的官方使节，同时也包括了多种身份的民间人士。

　　另外，考察《大宛列传》《西域传》对于苜蓿介绍的相同之处，都与大宛马有着重要关系。《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书·西域传》记载相同。因此，作为大宛马的牧草，苜蓿与大宛马同时传入中国的可能性较高，由此更进一步，我们认为可由大宛马何时入汉来讨论苜蓿引种中国的具体时间。

　　《大宛列传》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前115年），“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弥及诸旁国”。此后，张骞从乌孙返汉时，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乌孙既然遣使入汉并以乌孙马为礼物，因而不能排除大宛同样以大宛马作为礼物奉献汉廷的可能性。如此，大宛马与苜蓿有可能于此时进入中国。至于入汉时间，张骞与乌孙使节于元鼎二年（前115年）返汉，一年后，张骞逝世（前114年），“……其后岁余，骞所遣大夏之属皆颇与其人俱来”，可知张骞所遣前往大宛等地的副使在他过世一年多以后返回汉地，时当元鼎四年至元鼎五年（前113-前112 年）。因而，如若上述推论成立，公元前113至前112 年，是苜蓿引种中国的时间上限。

　　张骞过世后，《史记·大宛列传》载：“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岁，近者数岁而反”。此时汉使大规模的出行存在两种可能：第一，大宛马已入汉，但数量较少，于是汉廷加派使者前去获取；第二，大宛马尚未入汉，武帝急切地想得到大宛马，于是大批汉使西行前去搜寻。因为出使的频率与人数较多，除去张骞，其他汉使都没有留下姓名，最后留下了大宛之战前“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的记载。因此，即便大宛未在前113-前112年间向汉廷进献大宛马，在汉使随后大规模的出使活动中，大宛马与苜蓿也有较大可能传入。

　　对于汉使获得苜蓿的地点，《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汉书·西域传》之“大宛国”条同载。基于这两条史料，我们可知汉使是在“大宛”或“宛左右”取得苜蓿的种籽。但目前尚缺乏对“宛左右”所指的明确研究。

　　我们认为，“宛左右”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地理概念。它实际包含了两层地域意义，其一指的是大宛国与周边区域；其二或指大宛王都周围，即大宛国势力范围。首先我们以《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所载汉时大宛国周边国家作为考察对象，来考虑“宛左右”所指的地域范围。按上两书载，汉时大宛其东有乌孙、扜弥、于阗、姑师等国；其西则为安息、条支与黎轩等国；南面为大月氏、大夏、身毒、难兜、罽宾等国；北面则为康居、奄蔡等国。

　　在所列的这些周边国家中，唯罽宾“地平，温和，有目宿”。但汉时赴罽宾，乃自皮山前往，途中经过名为“县（縣）度”的天险。《西域传》描述县度：“险阻危害，不可胜言”。正是由于县度路程艰险，难以通行，所以，汉廷往往送其使者至县度而还。因此，西汉引种苜蓿当不会舍弃地理坦途的大宛而翻越县度天险求于罽宾。

　　西汉时期的条支、安息等地是苜蓿的原生地域，因而当时此地域必然种植着苜蓿。但在张骞过世后，西汉与其交通并不十分顺畅，此即史书所言“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恣晏然”的情形，因此一定程度上不具备引种苜蓿的文化环境。至于大宛东面的乌孙等国，目古与文献材料都无法证实公元前113年左右或更早时期，苜蓿已传播至乌孙地域。故而，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讨论苜蓿引种的具体地域时，当以汉时大宛国的势力范围为理想区域，亦即今日的费尔干纳盆地中部。

　　汉唐气象的生成与马政的兴盛有着紧密联系。在马匹交通的基础上，汉唐王朝才能够交通远方、戍守边地、联动天下，并由此在管理、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上塑造出包容、开放、进取的汉唐气象。对此，王夫之总结为“汉、唐之所以能张者，皆唯畜牧之盛也”。作为优良牧草，苜蓿自引种中原后即得到了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的重视。在此背景下，苜蓿在汉唐时期逐步扩植于西北各地，大大保证了北方边郡马匹的饲草供给。

　　苜蓿引入后，汉武帝高度重视苜蓿的引入，“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此后不久，“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萄、苜蓿离宫别观旁，极望焉”。“离宫别观”的地理区域，班固描述为“前乘秦岭，后越九嵕。东薄河华，西涉岐雍。宫馆所历，百有余区”。由此可知，汉武帝时期，苜蓿在汉廷主导下已推广至关中各地。

　　关中试种成功后，汉廷开始于西北各边郡尝试推广苜蓿。这一策略，最为重要的考虑当是降低边郡马匹畜养的成本。武帝时，全国已有40万匹官马，其中大部分牧养于西北边郡，马料年度支出至少在6亿钱。这还未计算马料种植、管理、储藏与转运的耗费。而边郡骑兵所用马匹“一月之食”相当“田士一岁”之食，成本耗费更大。汉武帝实际是凭着前代的积累，负担着马料的巨额开支。因此，苜蓿在关中试种成功后，汉廷即于西北边郡推广种植苜蓿，而苜蓿耐盐碱、耐寒、耐旱、高产的生物特性，大大加速了其在西北各地的扩植速度与地域范围。

　　西汉为对抗匈奴强大的骑兵，在广大宜牧的西北边郡开设有“牧苑”，专职饲养马匹。西汉牧苑多分布于上郡、西河郡、张掖郡、金城郡，敦煌郡等西北边地。据考证，这些西北边郡皆有可能种植苜蓿以供苑中马匹食用。如2007年，榆林南郊一汉墓中出土了东汉和帝时期（88-106年）的苜蓿籽实，这为上郡在汉代种植苜蓿提供了实物证据。

　　利用最新公布整理的悬泉汉简，我们可以以敦煌郡为例，探讨苜蓿在汉代西北边郡的种植管理情况。敦煌郡地处河西走廊西端，是中原连通西域的交通枢纽。敦煌悬泉置出土的汉简揭示，当时敦煌郡马料主要分为粮食作物和草类，草类作物主要是刍、茭、稾以及苜蓿。目前所见苜蓿类文书主要涉及苜蓿的种植、使用、买卖、存储与巡查。这些文书以及出土的苜蓿籽实，可证汉代苜蓿已大量种植于河西且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悬泉汉简中，苜蓿多写作“目宿”。关于苜蓿的种植情况，悬泉汉简有直接反映当地种植苜蓿的内容，例如：

　　简1中所提及的“置”即指悬泉置，由简文可知，此年悬泉置北25里种植了40亩苜蓿，但由于简文残缺无法知道具体年份。

　　以上二简均是账簿，介绍的是出钱市物的情况，简中数字均表钱数。简2记载了主人用12钱买苜蓿喂马。简3记录了悬泉置佐广卿出20钱于敦煌县买苜蓿以喂养马匹，说明敦煌县也种植有苜蓿。

　　东汉时，位处尼雅河尾闾的精绝国为鄯善国兼并，成为其辖下之州。今尼雅遗址即是精绝国的城市遗址，该遗址是建立在沙漠绿洲中的典型人工聚落。这里一度存在宽广而肥沃的平原，适宜农耕与畜牧生活。尼雅遗址出土有魏晋时期的佉卢文书，其中有反映鄯善王国苜蓿种植利用的历史信息。

　　威德宏大、伟大之国王陛下敕谕，致诸州长柯利沙和索阇伽谕令如下：现在朕派奥古侯阿罗耶出使于阗。为处理汝州之事，还嘱托奥古侯阿罗耶带去一匹马，馈赠于阗大王。务必提供该马从莎阇到精绝之饲料。由莎阇提供面粉十瓦查厘，帕利陀伽饲料十瓦查厘和紫苜蓿两份，直到累弥那为止。再由精绝提供谷物饲料十五瓦查厘，帕利陀伽饲料十五瓦查厘，三叶苜蓿和紫花苜蓿三份，直到扜弥为止。

　　从该文书来看，当时西域鄯善国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对外出使廪给制度，即王国下辖各州要承担使者所需的膳宿，马匹及饲料，以及提供向导，护卫或随从人员。该文书即是鄯善国王向莎阇州（今安迪尔）与精绝州所下达的谕令。文书中提及奥古候阿罗耶将出使于阗，并向于阗国王送去一匹马，令莎阇州与精绝州提供该马自莎阇至精绝以及自精绝至扜弥的饲料。饲料包括面粉以及紫花苜蓿与三叶苜蓿等。文书发行日期是11月，因而考虑此处的苜蓿当为人工种植。另外，面粉或谷物饲料与帕利陀伽、苜蓿的配给均为5:5:1，说明当地民众已掌握利用精粗饲料的配给比例。

　　唐王朝建立后，依靠发达的驿传系统大大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的移动性。唐朝驿传系统的核心主要围绕驿站建设、马匹储备与牧草供应等方面展开。在此背景下，唐王朝一方面继续在传统宜牧的关中与陇西地区（包括新疆）大力拓展苜蓿的种植面积，另一方面对驿站系统中苜蓿的种植面积、使用配给建立了系统严格的管理体制，从而在前代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苜蓿在西北地区的种植推广与系统管理。

　　秦汉以来，关中直至陇西的广大地区便是中原王朝畜养马匹以巩固边防的重要战略区域。唐朝同样以关中陇西为核心区域，聚力于马坊建设、培育良马与牧草种植等措施进一步加强马政建设。在牧草种植方面，唐开元年间在关中“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关中八坊是重要的马匹繁育之地，因此唐王朝于此开辟了1230顷专植牧草的田地。在陇西地区，开元十三年（725年），王毛仲曾任陇右监牧使，“于牧事尤力……初监马二十四万，后乃至四十三万，牛羊皆数倍，莳筒麦、苜蓿千九百顷，以御冬”。这是目前所见汉唐史籍中，中原王朝种植苜蓿面积最大的正式记录，足见在唐中叶，苜蓿成了名副其实的“牧草之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唐外来植物本土化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编号：22CMZ03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