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农耕便是吾国吾民繁衍生息的基石，人口多寡直接受农业产出的影响。而关于饥饿的记忆，几乎伴随着我们的整部国史，直至本世纪之初，我国才基本解决了人口的温饱问题。
近二十年，我国农业产出持续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以至于肥胖取代营养不良成了新的健康隐患。其中一个不得不提的背景是农业开放——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4年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继而在2011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农产品进口国，2013年我国农业对外投资超过引资规模。在此背景下，我国农业产出是实现了质的飞跃，同时还获得了源源不断的海外农业资源的补给。
然而，随着开放政策的深入，大豆等农产品进口量激增，也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一些人担心这会摧毁中国的相关产业，威胁粮食安全。加上近年来地缘局势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极端气候频发等因素，人们开始对开放政策进行反思：农业开放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价值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面对接踵而至的挑战，我们何去何从？
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国，中国如何看待和应对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每个中国人餐食的品质，也影响着全球农业和农业贸易的面貌。
历史地看，我国农业物种多样性是藉由农业开放与国际贸易来实现的。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下西洋，随着诸如诸如占城稻、番薯、土豆、玉米等外来作物的引入，我国农业产出大幅增加，既为人口的增长奠定了粮食基础，也为传统五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的前提。其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
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农业开放，特别是农产品贸易，大大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明显改善了我国农业的“三低”（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低）问题。众所周知，我国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先天的匮乏决定了，我们光靠“自给”是无法“自足”的。在进口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同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无疑是我们保障粮食安全，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改变“大国小农”状态，提高农业竞争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2023年为例，中国花费4200亿元进口了约1亿吨大豆，这相当于引进了7亿亩的耕地资源。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自己种大豆，那么1亿吨的年产值需要占用约7亿亩的耕地资源，亩均产值约600元。而通过进口大豆，我们可以把解放出来的7亿亩耕地用于亩均产值更高的农产品，如蔓越莓、松露、榴莲等，大大提高了耕地的使用效率。
当然，开放不免会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比如，外来物种如果得不到有效利用，可能会对本地物种构成威胁，甚至危及国家的生态安全。又比如，贸易方单方面采取进出口限制，另一方如果没有预留安全后手，下场可能很惨。换句话说，农业开放带来的收益并不总是稳定。
而解决稳定性的问题，既需要智慧也需要勇气。有人提议收缩开放尺度，通过增加国内产量和减少进口来保障农业安全和农民利益。也有人建议深化开放，将进口来源多元化作为一种补偿性策略，避免对特定进口开源地的过度依赖。
应该说，这些建议各有道理。这里我们不妨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在长时段上考虑农业开放的问题——农业物种和产品的交流是人类经济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并随着科技发展而持续加速。就生命体而言，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其分布已不再受传统自然地理的限制，殖民者和冒险家将马匹、大豆和苹果带到了新，又将土豆、番茄和南瓜带回了旧世界。
质言之，开放或不开放，交流都是不可避免的；隔离封控作为一种政策，只能是权宜之计，而没有可持续性。
那么，究竟如何解决农业开放中的价值稳定性问题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百分百的稳定是不存在的，农业开放的现状与人们期待的理想状态永远存在差距。但如果我们看得够远，就会发现，这种差距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已经大为缩短。例如“玉米杀手”草地贪夜蛾，通过抗虫害玉米品种的研发和推广，有虫面积和实际损害已大幅降低。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应对所谓外来物种“入侵”的问题，最务实目标其实是共生共存——在最小化其危害的同时，最大化其经济价值。例如，在面对松材线虫病的危害时，除了传统的混交林改造方案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新研发的特效药进行防治。再如鳄龟，因其凶猛且在我国没有天敌而上了“黑名单”，但其实是一种经济价值颇高的物种，在龟类中出肉率最高、生长速度最快，既可食用，还能入药。对于这种“入侵”动物，实在没必要一刀切地无害化处理。
关于农业开放，更重要的可能是农业贸易的稳定性问题。人们的担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源于传统农业生产的天然缺陷；另一方面来自出口国“脱钩断链”的国家意志。
农耕时期，商业文明建立在交易余缺的基础上，简单来说就是“有啥卖啥”，贸易稳定性无从谈起，丰收年份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出售，而歉收年份则需要购买粮食以维持生计。如今，这种情况在一些国家依然存在，例如印度和阿根廷。但在诸多欧美农业出口国，现代化农业早就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局面。例如荷兰，国土面积仅四万平方公里，却是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其中种子出口更是断层第一。可以认为，在当前条件下，农业贸易已经基本克服了传统农业生产的天然缺陷。
再看影响农贸稳定性的国家意志。俄乌交战、中美交恶、中东局势紧张等等，加深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忧虑。但善于思考的人们会发现，2018年以来，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在芯片等行业对中国“卡脖子”，但从未寻求对华农业脱钩，事实上正好相反，它多次要求中方增加购买美国农产品。
一个原因在于现代农业的专门化特性。也就是说，在某个区域只生产一种或几种最适宜的农畜产品，并在专门化的基础上形成机械化和规模化生产，效率极高。美国农业正是现代农业专门化的代表之一。不难想见，专门化生产的目的不是自给自足，而是交易并从中获利。生产者/出口方对于贸易稳定性的要求并不亚于消费者/进口方，甚至有过之而不及。
另一个原因则在于中国农业进口的多元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有种说法是“世界共享的大市场”。对于许多出口方来说，中国还是它们单一最大的出口市场。以巴西为例。巴西每年生产1.5亿吨大豆，其中近半（约7000万吨）出口到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巴西自然也会追求贸易的稳定性，中巴之间不存在特定的买方市场或是卖方市场。
总之，现阶段农产品贸易与国家意志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的互嵌机制，就中美关系而言，农产品贸易始终是美国“脱钩”政策的例外，其在双边关系中的“压舱石”作用已经成为基本共识。
可见，农业开放虽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并非一锤子买卖，恰恰相反——历史地看，它是文明发展的大势所趋；对于国家而言，它是大农业观和大粮食观的体现，那种封闭农业体系以求“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思路，不仅成本极高，恐怕终归还要自毁长城；就人性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所说，“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一点在于：他会做买卖。而狗子就不会买卖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