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 1877 年为一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西达地中海东海岸安都奥克，全长 7100 余千米的线路，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丝绸之路。

　　隋唐时期（581—907 年），中国结束了长期的局面，国力空前强大。加强国际联系、维护丝绸之路畅通不仅是统治阶层的共识，而且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为保障。隋炀帝时已经有意识地经营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联系密切。隋炀帝采取积极经营之策，派使臣出使西域远达波斯湾，招徕胡商赴中原贸易，并在张掖焉支山约见西域诸国国王、使臣、商团，盛况空前、大奢其富，号称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万国博览会。

　　唐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时终于打通丝绸之路，重新建立了与西汉时功能相似的安西都护府（后来又有北庭都护府）。高宗时，唐朝的羁縻制度达到顶峰，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唐朝的羁縻州府，总数达到八百多个，最远的是在波斯地区。从唐太宗开始，各国尊称唐朝皇帝为天可汗，标志着以唐朝（618—907 年）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这也是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保证。贞观十四年（640 年），唐太宗在西域设立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下辖龟兹（今库车）、焉耆、于阗（今和田）和疏勒（今喀什），安西四镇，是维持丝绸之路畅通的军政设施，这也是唐朝经营西域的重要方式。唐朝在当地驻军，保证国防安全，而行政首脑则由当地民族首领出任。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主要是伊州（今新疆哈密）、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和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则实行与中原一致的州县制度。随着唐朝、经济、文化的繁荣，尤其在贞观、天宝、开元年间，河西走廊丝路绿洲沿途成为“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富庶之地。商贸经济方面在盛唐时期达到了顶峰，西域诸国、大食、大秦等西方国家的奇珍异宝在唐朝长安的街肆、闹市都有所呈现。

　　唐代沿丝绸之路东来中国的商贩络绎不绝，西域来的粟特胡人是东西贸易的主要经营者。波斯和阿拉伯来客更有数万之多，其富者在长安娶妻定居，并且同唐朝的官员往来步入了上流社会。近数十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新疆、青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广东等省区，共发现了三十多批东罗马帝国的金币和萨珊王朝的银币，计有一千多枚。其中绝大部分是西方商贩经丝绸之路贸易带来的，成为见证东西方贸易往来的宝贵物证。

　　日益发展的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我国和西方各国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还丰富了各有关国家的语言。例如我国的葡萄、苜蓿、狮子等名词，来源于波斯语。波罗球、波斯枣、菠菜等名称，都是以这些物产的故乡（波斯）的名称命名的。在波斯语中也有不少汉语词汇，如茶、钞（票）、牌子、角抵等，波斯语的名称和汉名的读音基本相同。波斯语叫白铜（铜的合金）为“中国石”，叫磁土（高岭土）为“中国土”，叫土茯苓为“中国根”，叫肉桂为“中国木”等，这些名称也证明了这些物产来源于中国。唐朝统治者鼓励中外文化交流，故唐朝的文学艺术中，多有来自域外的内容，许多来自外国的人才亦受到重用。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有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僧侣、商人和使者长期居住，使得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展示中心。而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丝绸之路繁荣的成果。

　　唐朝也是宗教文化传播的鼎盛时期。除了佛教、伊斯兰教之外，向中国东传而来的宗教还有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景教。琐罗亚斯德教在古代流行于中亚、西亚，约于唐代传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拜火教或祆教。摩尼教是公元三世纪时萨珊人创立的，约于唐代前斯传入中国，也叫做明教。景教属于教的聂斯脱利派，公元五世纪前期，兴盛于中、西亚。唐太宗贞观九年（635 年），叙利亚人阿罗本由波斯来我国传教，改教名为景教，并在长安等地建寺礼拜，称“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波斯教士景净等在长安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净撰写了“碑颂”，记述景教传入我国和在长安建寺度僧、宣传教义的情况（此碑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 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为叛乱，唐朝将河西、陇右的军队调回。吐蕃乘机占领河西、陇右。因此，唐朝与西域的交通只好改行北方的草原路线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衰落，海上丝绸之路兴起，并且逐渐替代了陆上丝路的交往和贸易地位。

　　蒙古族是发端于斡难河（鄂嫩河）源头和不尔罕山（肯特山）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13—14 世纪在草原娇子成吉思汗及其后裔的雄才大略和励精图治下成长为称雄欧亚，势力强大的北方民族政权，1206 年，成吉思汗于斡难河上游召开大忽里勒台（即大会），宣告蒙古帝国的建立。并先后征服西夏、金、大理、南宋等政权，建立起幅员辽阔、称雄欧亚的蒙古帝国。蒙古统治者为了能够迅速的传播帝国的消息，在帝国全境设立驿站，配置“站赤”（蒙古文为djam，突厥语为yam，站赤的意思为领路人或向导）使得中亚、西亚的诸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为其所统治。并且在广袤的欧亚大地上先后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窝阔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伊尔汗国、钦察汗国）。蒙古四大汗国雄踞古代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不仅是东西方国家和民族经济交流、往来的必经之地，更是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传播交融的舞台。

　　蒙古人是传统的马背民族，在军事征服上颇为强悍，欧亚广袤的土地都被其铁蹄所践踏。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时期，蒙古人通过对疆域的拓展、通商、设驿、驻军遣官等措施复兴、拓展和维护了陆上丝绸之路。这些措施的实施，巩固了当时的蒙古帝国统治、促进了中西方的贸易往来。

　　草原丝绸之路在蒙元时期发展与繁荣达到顶峰。元朝正式建立驿站制度，以上都、大都为中心，设置了“帖里干”“木怜”“纳怜”三条主要驿路，构筑了连通蒙古至中亚，西经中亚达欧洲，通往叶尼塞河、鄂毕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发达交通网络。草原丝绸之路既是政令、军令上传下达的重要通道，也是对外进行商贸往来的主要线路。这三条通往欧洲的驿路，构成元代草原丝绸之路重要的组成部分。

　　“帖里干”道属东道。起点站为元大都，北上经元上都、应昌路（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西岸）至翕陆连河（今克鲁伦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浑河上游的哈剌和林地区。

　　“木怜”道属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经兴和路（今河北省张北县）、集宁路（今内蒙古乌兰布察市集宁区）、丰州（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浄州路（今四子王旗净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国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

　　“纳怜”道又称“甘肃纳怜驿”。自元大都西行经大同路东胜州（今托克托县大荒城）溯黄河经云内州至甘肃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绕杭爱山东麓至哈剌和林。由于哈剌和林地区地处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丝绸之路的三条主干线大多通过这里再向西北经中亚纵向延伸，直至欧洲。

　　元代在全国设置有驿站 1519 处，有站车 4000 余辆，这些站车专门运输金、银、宝、货、钞帛、贡品等贵重物资。阿拉伯、波斯、中亚的商人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往来中国，商队络绎不绝。此时最为著名的商贸城市是元上都。元上都城内的西关，是各国商人进行交易的地方，史载：“（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纤靡奇异之物，皆自远至。宫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无阙者，则商贾之资也。”

　　在元上都，外国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频繁来访，如发郎国的使者最早在中统年间就在开平觐见过元世祖忽必烈。最为著名的事件是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在至元十二年（1275 年）来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回国后写下了享誉世界的《马可·波罗行纪》，向西方详细介绍了中国的生活和礼仪等。

　　此外，蒙元时期印度、缅国、尼波罗国的使者、僧侣、旅行家、商人等都曾来到过元上都，元上都成为当时国际性的大都会。在这些草原城市的考古遗址当中，屡屡发现当时商品交换的大量实物。在呼和浩特市东郊的万部华严经塔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钞票实物“中统元宝交钞”；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古城遗址相继发现“中统元宝交钞”“至元通行宝钞”。在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窑藏瓷器，汇聚了中原七大名窑的精品，同时还出土 40000 余枚铜钱，足以说明当时贸易的兴盛。另外在元上都、德宁路、净州路等地还发现带有古叙利亚文字的景教墓顶石，充分说明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草原丝绸之路使草原文明在蒙元时期达到了极盛。

　　丝绸之路最兴盛之际，也是中国最昌盛之时。那条丝绸之路最兴盛，就说明中国那个地区最兴盛。比如，草原丝绸之路最兴盛的时候，也是中国北部地区最兴盛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主体文化在那里。汉唐时期国家中心、文化中心、经济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主，沙漠丝绸之路兴盛了。唐宋及其以后，国家中心东移、北移，首都从长安、洛阳的两京地区东移到开封，宋代以后北移到北京，经济重心移到了东部沿海，丝绸之路也就由沙漠丝绸之路为主，更替为海洋丝绸之路为主。因此，丝绸之路与“盛世”相连。沙漠丝绸之路始于张骞出使西域，汉唐也是中国最繁盛的时期。两大盛世“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都在汉唐丝绸之路时期。

　　丝绸之路的繁荣与统一集权制国家的建立相呼应。草原丝绸之路与最早“中国”同步出现；沙漠丝绸之路为最初的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所开创，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在秦朝进入帝国时代，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以后，由于秦始皇的，秦帝国很快就被推翻了。西汉王朝的建立，使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丝绸之路的开通。

　　西汉王朝为了开通丝绸之路，首先需要排除匈奴的干扰，保障从长安通往西域、中亚的交通，为此西汉王朝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河西四郡”，在天山南麓一带设置了西域都护府，使国家西部疆界从甘肃中部（秦代国家西界在兰州）扩展至西域（新疆），在这一社会发展中，沙漠丝绸之路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方“南匈奴”的内附与东北地区“乐浪四郡”的设置，使汉王朝完成了北方与东北地区的国家建设。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秦汉时代“南海九郡”的建设，使华南与东南沿海成为中华民族与古代中国的“大后方”，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的国家保障与支撑。西南丝绸之路促进了西汉王朝对“西南夷”的开发。不难看出，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华民族、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有着十分密切关系。丝绸之路从开始就是一种朝贡文化，反映古代中国有容乃大、和合至上、与邻为友的传统，这种文化一直延续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郑和下西洋。

　　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古代中国走向了世界。中国历史上各个王朝，真正走出中原是从丝绸之路开始的。过去只是说通过丝绸之路，国外的文化、艺术、宗教、自然物产如何影响传播到中国。但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走向世界。因此当丝绸之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强调的是“丝绸之路起点—长安”，也就是说“丝绸之路”首先是从古代中国的中心—长安走向了世界，其次是世界走向中国。近古学问世以来，在中亚、西亚、南亚、东北亚、东南亚、非洲等地发现了数量众多的中国古代文物。如在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今阿富汗、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发现了汉唐时代的丝绸与中国文物；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非洲东海岸肯尼亚等地发现了宋元时代的中国瓷器等；东北亚与东南亚的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地出土了青铜器、五铢钱、铜镜、印章、瓦当、丝绸、瓷器等中国古代文物。这些遗存是中国人走出国门带出去的，或外国人来华带过去的历史见证。因此，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丝绸之路使中国走向了世界。

　　同样，丝绸之路使外部世界走近了中国。草原丝绸之路使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使东南亚确立了与汉王朝及其以后历代王朝的密切关系，形成以古代中国为核心的“汉文化圈”或“儒家文化圈”。以往有一种偏见，丝绸之路被描绘成中国“被”丝绸之路了，如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被认为主要是佛教寺院与石窟，祆教、摩尼教、景教等遗存。但从世界史角度来说，中国之外的世界是“被”丝绸之路的。汉唐王朝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首先是西域地区被丝绸之路所影响。天山廊道的古代农业经济与史前时代后期内地农业的东渐密切相关；西域古代城址中房屋的城址、屯田的遗迹与遗存，众多汉代烽燧遗址以及坎儿井等，都是丝绸之路的开通影响了西域。丝绸之路开通后，汉字成为西域的官方文字，以汉字为主的文献典籍、汉字印章、石碑上的汉字、货币上的汉字，这些发现说明汉文化的西传。佛教虽然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但传入中国后的佛教被汉化，被融入儒家文化的佛教连同道教、儒学，发展为三教合一的中华传统宗教文化，使佛教的中心从南亚转到东亚的中国。

　　此外，随着沙漠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发展，东西南北的域外文化大量传入有着“和合文化”基因的广袤中国。如东北亚的遣唐使、北宋开封城的犹太商人、元朝时期泉州的伊斯兰商人、京杭大运河上的东南亚国家来华使者、北京的古代祭教寺院、元代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他们来到中国，认识与了解中国，促进了中外文化与经济的交流，也启迪了中国人了解世界的兴趣。因此，古代的四条丝绸之路中，沙漠丝绸之路非常重要，因为这条丝绸之路关系到中国汉唐时期的和发展，关系到汉唐王朝“和合外交”的实施，关系到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丝绸之路在甘肃段全长1600多千米，由于丝绸之路的联通，甘肃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桥梁。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沿着丝绸之路这条东西贯通甘肃全境的文化线路而搏动，因为丝绸之路甘肃文化也具备了卓越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和世界性。本书以“丝绸之路三千里”为题，在时空的维度里阐释了甘肃在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甘肃段丝绸之路中的古城、民族、石窟、遗址，甘肃丝绸之路历史中所蕴含的精神以及在现代“一带一路”战略下，甘肃借助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璀璨炫目的丝绸之路文明所展开的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