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发性硬化症（MS）是一种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会破坏大脑和脊髓神经元的绝缘层，即髓鞘，引发神经炎、眼肌麻痹、肢体瘫痪等一系列症状，且病情往往随时间推移而恶化。
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有290万MS患者，但学界尚不清楚该疾病的具体成因，也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
2022年的一篇《科学》文章表明，常见的人类疱疹病毒，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引发了几乎所有MS病例。EB病毒能导致免疫系统攻击神经，让感染者出现疲劳、发烧、咽炎等症状，甚至难以行走或说话。绝大多数人都曾在生命的某个阶段感染过此病毒，并长期甚至终身携带这些潜伏者。（详见：）
最近，一项发表于《自然》的新研究指出，5000年前西亚草原上一个游牧部落的化石遗骨显露了多发性硬化症的遗传根源。遗骨主人拥有的基因突变很可能保护他们免受动物携带的病原体侵害，但这也使他们的免疫系统更加敏感，使其后代容易出现失控的自身免疫反应。
上述工作是一项大规模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一部分。整个项目团队怀揣宏伟目标，那就是了解过去的演化如何塑造人类的健康；研究人员要分析大约11000年前至3000年前生活于葡萄牙和西伯利亚之间以及挪威和伊朗之间的数千个人类基因组。
他们不仅追踪MS的源头，还要寻找糖尿病、精神症和其他许多现代疾病的遗传起点，“将古代人类基因组学提升到一个全新水平”。
领导项目团队的哥本哈根大学遗传学家埃斯克·威勒斯列夫（Eske Willerslev）表示，过去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从古代人类遗骨里提取DNA。通过将幸存至今的遗传物质与现代人的做比较，科学家已经追踪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一些最重要的人类迁徙。
例如，从大约8000年前开始，早期农民从现土耳其地区迁徙至欧洲地区，并遇到已在欧洲生活了3万多年的狩猎采集者。农民到来后，一些地方的狩猎采集者的DNA消失了（在化石遗骨里找不到他们的遗传信息），这表明双方发生；而在另一些地方，两个族群发生混合，留下了混血后代。
等到大约 5000年前，又有一次大迁徙发生：原本生活在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地区草原上的西亚游牧民族颜那亚人（Yamnaya）进入欧洲腹地，也将自己的DNA播撒于此。
虽然没有农场也未建城市，但这个族群繁荣了几个世纪。他们穿越草原时骑大马驾马车，沿途放牧牛羊，还会用黄金和珠宝埋葬死者。青铜时代的颜那亚人扩张领土，席卷了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
威勒斯列夫和同事发现，颜那亚人到达欧洲后经常消灭遇到的当地农民，当然，在某些地区，双方也保持了和平关系。
现代欧洲北部人群的血统大部分继承自颜那亚人；不过南部地区的颜那亚血统就少见了，当地居民更多继承了近东农民和欧洲早期狩猎采集者的血统。
他们利用英国生物样本库提供的志愿者信息，将数千种遗传变异与多种疾病风险增加相关联，然后将志愿者DNA与化石遗骨的基因片段做比较。
有一项分析发现，来自西欧的狩猎采集者携带许多可增加高胆固醇、高血压和糖尿病风险的变异。另一项研究表明，古代近东农民携带着与焦虑等情绪障碍相关的变异。
上述发现并不意味着这些古人因更危险的基因而更普遍地遭遇疾病侵扰。因为基因只给枪上膛，环境才扣动扳机。
举个例子，如今糖尿病越发普遍，部分原因是廉价的高糖食品在现代人饮食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几个世纪以前，糖尿病高风险基因可能压根没机会引发疾病。
例如，随着颜那亚人越发普遍地携带能增加多发性硬化症风险的突变，这个族群似乎比其他不携带同类变异的游牧民族留下了更多后代。
而且研究团队表示，他们分析的一些遗骨不仅含有人类DNA，还存在致病病毒和细菌的DNA，其中许多病原体（例如引发鼠疫的细菌）不曾出现于狩猎采集者群体，甚至与欧洲最早期农民也无关——就颜那亚人遗骨里有它们的基因特征。
许多关于多发性硬化症的研究表明，增加患病风险的变异也会使免疫系统对病原体的攻击更能积极应对。
威勒斯列夫等人认为，颜那亚人比狩猎采集者等更早期族群更容易受动物疾病影响——他们依靠畜牧获取肉和奶，在穿越草原时与牛羊频繁接触——因此，面对更大传染风险。颜那亚人演化出更锐利的免疫相关基因，以抵御特殊的敌人。
与威勒斯列夫合作的牛津大学多发性硬化症专家拉斯·富格尔（Lars Fugger）表示，MS可能直到近几十年才变得普遍。当今的环境相较过去几个世纪，传染病更少了，强大的免疫系统更可能失灵，攻击自己人。
了解多发性硬化症的演化根源可指导科学家创建更好疗法。目前，治疗MS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服用抑制免疫系统的药物。
当然，目前他们主要依靠英国生物样本库的数据，因此研究结果将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影响北欧人健康的基因。巴斯德研究所进化遗传学家路易斯·金塔纳-穆尔奇（Lluis Quintana-Murci，未参与工作）表示：“如果到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类似研究，那就太了不起了。”
这很难实现。一方面，许多国家缺少详细的电子健康记录。另一方面，西方科学家的不道德行为使许多原住民不愿为此类捐赠DNA。